刘定明

暑期从西安返汉，有幸获赠杨建民教授新著《烽烟不负嘉年华—西北联大的人与事》。读罢掩卷沉思，书中的文字，把我儿时听父母不经意间的诉说以及自己在城固生活成长过程中经历的一些琐事勾连起来。西北联大，这个曾经在家乡故土留下赫赫显名的文化符号以及给城固带来的影响，逐渐在我的脑海中清晰地浮现出来。

城固是我的家乡，一座深藏在秦巴腹地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但因为抗日烽火在全国燃起后，为了保存中华民族文明种子，当时的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等几所大学的师生从沦陷区千里辗转，徒步翻越著名的秦岭山脉来到城固，共同组成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在此办学。于是，城固便声名鹊起，成为抗战期间与昆明、重庆齐名的三大后方教育基地之一。

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教育资源尤为缺乏。突然间，一个小小的城固县城涌入了如此众多的文化人，可谓是学者云集，大学生满街，一时间成为一道少有的景观。“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城固人民张开宽厚善良的怀抱接纳了这群中华民族的精英。从此，西北联大找到了一处名山秀水、竹青沙净的地方“安放书桌”，而城固则因为西北联大的到来翻开了文化教育史上的新篇章。城固人民由于这所高层次大学在此传播现代科学文化的带动效应而受益颇多，甚至惠及后人。我的父母便是当年从中得益受惠者。

我父亲小时候家境贫寒。但由于他聪明好学，时常去偷听私塾先生讲课。先生得知情由后甚是爱惜，许他免交学费，只要凑够书本钱就可以来上学。抗战爆发后，与西北联大先后迁来城固的还有几所国立和私立的中学，所以后来我的父亲便有幸上了国立七中。而我的母亲上的是私立学校叫文治中学。父母每每回忆起当年时光，都颇感自豪地说，他们所在的学校时常会有西北联大的教授学者为他们授课。这种经历深刻地影响改变了他们的人生。父亲中学毕业后，最终考上了由西北联大更名而来的西北大学，师从张伯声先生学习地质地理学。母亲则上了汉中女子师范学校并最终考取了省立西安师专。毕业后他们先后回到城固从教，服务桑梓。解放后，父母二人分别在城固一中和城固二中任教。一生勤勉严谨、认真执教、关爱学生，经常资助一些家庭困难的学子帮他们完成学业。他们虽不富有，却常为腹有诗书、桃李芬芳而自得其乐。他们的精神追求和为人之道不但深深地影响着教过的学生，更无声地引导着我们几个兄弟姊妹的人生追求。后来我遇到许多他们教过的学生，得知我是他们老师的女儿后都亲切地称我“小师妹”。“文革”期间，我父亲因所谓的“历史问题”被关“牛棚”。他的一个学生（时任国家某工业部党组副书记）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从北京回来专程探望父亲，并鼓励父亲挺住，说总有云开雾散的一天到来。这种真挚的师生情谊何尝不是西北联大在城固播下的尊师重教文明种子薪火相传的结果。

西北联大及后来的西北大学设城固八年，城固受益匪浅。正如西大离城时，高明教授撰写的《国立西北大学侨寓城固记》碑文中称：“搜奇考古，则西北文物灿然备陈，格物致知，则陕南花木纷焉入览。于是村童野叟，阔见其闻，田夫村姑，益中神智。蚩蚩群氓，乃睹冠冕之盛，济济多士，益见宫墙之美……师弟怀八年之深情，辄萦思于城固……”经此八年，汉中，尤其是城固，在科学技术、文化教育、思想观念等方面，与沿海先进地区的差距大为缩小。这里的办学兴教、崇尚文明之风甚浓。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至“文革”前，城固就办有一所中等师范学校，七所公办中学和一所农业中学，其中有三所是完全中学（初、高中都有）。这都有赖于西北联大的到来有力地推动了城固教育事业的大幅度提升。

西北联大在城固，不仅为当时相对封闭的“小江南”带来了浓厚的先进文化教育气息，还带来了强健国人体魄的运动方式和体育生活。西北联大聚集了众多的体育英才，使得学校的体育教学独具特色。许多现代体育运动如篮球、足球、田径、网球、棒球、垒球等运动的开展和比赛，不但丰富了城固人民的文化生活，而且极大地影响带动了城固现代体育的发展。其中发展最好的当属垒球，这项运动在全省的优势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我清楚地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刚上小学，体育课上垒球运动是必不可少的训练内容。从垒球普及的程度来看，城固当时有“垒球之乡”的称谓真不是浪得虚名。

毫无疑问，在城固科技、教育、文化的发展进程中，与西北联大的这次美丽邂逅，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也为我们留下了一段历久弥新的佳话。读杨建民教授的书，重温这段记忆，我想到了“饮水思源”这几个字。吃水不忘挖井人，懂得感恩是我们民族的基本品格。所以，我感谢杨建民教授，是他用一种对先贤的敬畏之心和严谨的治学精神，以翔实的资料和凝练的文字为我们留住了一段尘封已久的记忆。同时提示人们：西北联大，她的名字和事迹不应当被遗忘，而应当成为城固、汉中乃至国人的集体记忆。

（作者系市委党校原副教授）

（编校：苏鸿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