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中市北大街莲花池公园门前有一石碑，碑上镌刻着“明瑞王府花园遗址”几个大字。这明瑞王是何许人也？他与汉中有什么关系呢？本文谈谈明瑞王与瑞王府。

　　明瑞王朱常浩，明神宗朱翊钧第五子，明光宗朱常洛异母弟，明熹宗朱由校、明思宗朱由检的叔父，生于万历十九年（1591），崇祯十七年（1644）在重庆被张献忠所杀，享年54岁。

　　朱常浩一生经历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他生活的明末是个政治黑暗、吏治腐败、社会动荡、战乱频仍的时代，是大明王朝日薄西山、行将灭亡的乱世末纪。

　　万历皇帝朱翊钧早期在张居正的辅佐下还能发奋学习，克勤克俭，整饬吏治，任用贤臣，励精图治，推行一系列开明的政治措施，社会经济发展较为稳定，国家收入大增，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国防比较巩固。《明史》称这一时期“中外乂安，海内殷阜”，时称“万历中兴”。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病逝后，朱翊钧懈怠朝政，很少上朝，也不接见大臣，致使朝纲混乱，大臣无主，六部缺员，政事荒废。朝中大臣结党营私，党派林立，党争不断。大明王朝迅速衰败。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朱翊钧病逝，太子朱常洛即位，年号泰昌。一个月后，万历皇帝还没下葬，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朱常洛也随其父离世，史称“一月天子”。泰昌帝朱常洛逝世后，由其长子朱由校即位，年号天启。据《明史·神宗本纪》和《明史·诸王传五》记载：万历二十九年（1601）10月乙卯，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同日封朱常洵为福王、朱常浩为瑞王、朱常润为惠王、朱常嬴为桂王。常洵以长，先之藩。万历二十九年（1601）10月朱常浩被封为瑞王，时年只有10周岁，年龄尚小，不能之藩就任。他的王府也尚未建设。据《明史·地理志三》记载：“万历二十九年十月建瑞王府。”按《明史·地理志》的说法是朱常浩被封瑞王后就开始修建瑞王府。《明史》的这一说法被滕天绶主编的《汉南续修郡志》采用，汉中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的《汉中地区志·大事记》也认定明瑞王府开始修建于万历二十九年。这个说法有待商榷。据《明史·诸王传五》记载，明瑞王于天启七年（1627）之藩到汉中。

　　天启皇帝执政后，正事不做，喜好做木工活，重用宦官魏忠贤，常将军国大事交予魏忠贤处理。魏忠贤成为权倾朝野、炙手可热的人物。魏忠贤把持朝政时期，政治极度黑暗，重用奸佞小人，杀害正直大臣，迫害东林党人。加之天灾频繁，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这一时期，东北女真部落兴盛，努尔哈赤的后金王朝已建立，明王朝边患严重，与后金的战争屡战屡败，丧师失地，加之各地水旱灾害频繁，饥民流窜，战乱频仍，社会动荡。大明王朝日薄西山行将灭亡。《明史·熹宗本纪》是这样评价天启帝的：“而重以帝之庸懦，妇寺窃柄，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虽欲不亡，何可得哉。”

　　朱常浩是朱翊钧第五子，朱翊钧的长子朱常洛即皇帝位一月便丧。次子常溆、四子常治早夭。三子常洵是深受宠爱的福王。据《明史·诸王传五》记载，福王朱常洵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之藩，“至四十二年，始令就藩”。而瑞王、惠王、桂王之藩较晚。朱常洛死后其长子朱由校即位，才开始择地修建瑞王、惠王、桂王府第。谈迁的《国榷》卷八十三记载，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丙申日，朱翊钧在遗诏中说：“瑞王、惠王、桂王各择善地，令早就藩封。”万历皇帝的继承人“一月天子”泰昌皇帝下令修建三座王府。谈迁的《国榷》卷八十四说：“八月甲子，命建瑞王、惠王、桂王府第。”谈迁又说：“泰昌八月丁卯（8月22日）命瑞王国汉中，惠王国衡州，桂王国荆州。”泰昌帝临死前才确定了三王的藩地。但泰昌皇帝还没修三王府就病逝了。《明史·诸王传五》记载瑞王朱常浩“天启七年（1627年）之藩汉中”。

　　朱常浩在诸王中性格有些特别，他贪财但不好色。朱常浩年纪到了二十五岁还尚未选婚。群臣们都上奏章请皇帝完成王子的婚事，但明神宗都不理睬。明朝灭亡，与王室成员的贪婪、搜刮、靡废不无关系。而皇帝纵容各地藩王肆意盘剥搜刮民脂民膏。在水旱灾害频繁、流民四处造反、边疆烽烟四起之际，国家财政极度困难、入不敷出之时，也要满足王室成员的奢侈生活。如《国榷》卷八十三记载：万历四十八年正月壬子，“户部议惠王、桂王婚费各七万金。命各倍之。”惠王、桂王要成婚，户部议给与结婚费用白银七万两，而万历皇帝下令在户部的基础上加倍。万历对自己宠爱的福王更是舍得花钱，《明史·诸王传五》记载：“（万历）二十九年始立光宗为太子，而封常洵福王，婚费至三十万，营洛阳邸第至二十八万，十倍常制。”朱常浩也有样学样。他结婚比较晚，却常常以结婚为借口搜刮钱财，向户部索要结婚的费用，先后拿了十八万两银藏在宫中，还说这点钱买冠服都不够。

　　明朝历代皇帝对藩王的赏赐都非常丰厚，万历、天启两朝尤甚，《明史·食货志一》说：“神宗赉予过侈，求无不获。潞王、寿阳公主恩最渥。而福王分封，括河南、山东、湖广田为王庄，至四万顷。群臣力争，乃减其半。王府官及诸阉丈地征税，旁午于道，扈养厮役廪食以万计，渔敛惨毒不忍闻。驾帖捕民，格杀庄佃，所在骚然。”因为有潞王、寿阳公主、福王获万历帝封赏四万顷土地的先例，瑞王自知不及福王，请求封赏土地三万顷。朱常浩天启七年三月离开京城前往藩地汉中，离京时朝廷给了丰厚的赏赐。谈迁的《国榷》卷八十八说：“瑞王、惠王、桂王之国，各赐马百匹。”天启皇帝给瑞王赏赐的土地也非常多，《明史·食货志一》说：“熹宗时，桂、惠、瑞三王及遂平、宁德二公主庄田，动以万计，而魏忠贤一门，横赐尤甚。”瑞王到藩地陕西汉中，不仅给汉中府地方财政带来沉重的负担，也使陕西总督感到巨大的压力。《国榷》卷八十八记载陕西总督王之采上奏言：“瑞府膳田请三万，秦地不加拓，藩至瑞府而五，势难取盈。今汉中报四十余顷之外，各郡并无余产。如酌派十之一，臣当任之。余不能措。或邻省分给，众犹易供，命下部议。”从王之采的奏疏中我们知道，瑞王之藩向朝廷申请采食田三万顷，可见朱常浩是个非常贪婪之人。对瑞王朱常浩的要求，王之采一口回绝，说秦地加瑞王府已经有五处藩王府，秦地的土地又无法拓展，实在无法满足瑞王府的要求。并说汉中府只有四十余顷公田可给王府。这距瑞王索要的差距甚远，但我们可以想见，瑞王所得到的土地数额是非常巨大的。

　　朱常浩天启七年（1627）到封地汉中后，汉中府除了上缴朝廷的税外，再加课盐税等各种名目的税，供瑞王支配。笃信神佛的瑞王到汉中后在城内修建了许多庙宇。朱常浩好佛而不近女色，《嘉庆汉中府志》卷十五记载：“王性好佛，不近女色，妃亦赋性贞洁，居王宫数十年处子。”瑞王无子嗣。

　　朱常浩是个没有政治抱负和野心的藩王。他怠政好佛，不理府第藩国之事。《明史·瑞王传》说：“常浩在宫中，衣服礼秩降等，好佛不近女色。”《汉南续修郡志》卷十五说：“及王就藩国朝夕礼佛，不亲藩政。”朱常浩到汉中后修建了许多佛道寺观，据严如熤的《汉南续修郡志》卷三十二所引用的佚文记载：“文庙、城隍庙、五云宫、睡佛庵、吕祖庙，皆瑞王时修。”

　　朱常浩的藩王府中还豢养了一大帮宫女、太监及各种名目的属官。严如熤《汉南续修郡志》卷三十二说：“瑞王府官属有左右长史、典簿、审理正、典膳正、奉祠正、典乐、典宝正、纪善、良医正、典仪正副、伴读、教授、引礼、舍人、工正、广盈、食大使、库大纪等官，其姓名无可考，庙碑中尚存一二。”这样一个庞大的瑞王集团在汉中全凭百姓财力供养，可见对百姓盘剥之深。

　　朱常浩还是个懦弱胆怯之人，遇事慌张，六神无主。天启帝死后，其弟朱由检即位，是为崇祯帝。崇祯年间农民起义军在汉中周边发动过多场战争。崇祯七年（1634），李自成、张献忠各路农民起义军进攻兴安（今安康）、凤县、秦州（今天水）等地，惊慌失措的瑞王给崇祯帝朱由检上书求救，其言辞十分悲切，“臣托先帝骨肉，获奉西藩，未期年而寇至。……臣在万山绝谷中，贼四面至，覆亡无日。臣肺腑至亲，藩封最僻，而于寇盗至迫，惟陛下哀怜。”的确，朱常浩之藩汉中后，战火兵燹不断。

　　崇祯七年李自成、张献忠等部未能攻到汉中城。崇祯八年（1635），李自成部从马道攻到城固、洋县，被侯良柱率领的驰援川军打败，未能进入汉中。崇祯十年（1637），起义军“小红狼”部围汉中城，朱常浩再次向朝廷告急，被兵部尚书洪承畴率贺人龙部驰援解围。

　　因汉中设瑞王府，汉中的军事机构也不断升级。原先汉中只设卫所，据冯达道主修的顺治《汉中府志》卷四记载：“崇祯间，因瑞藩改设游击。”因为陕西流民造反情况严重，“崇祯十一年，改游击，设为副将。”崇祯十四年，又将汉中游击将军职衔改为总兵。

　　崇祯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于潼关打败明朝兵部尚书、督师陕西的孙传庭，孙传庭战死，李自成占领西安。《明史·孙传庭传》曰：“传庭死而明亡矣。”李自成占领西安后分兵攻占陕西各州府。在汉中的朱常浩极为惊恐，为躲避李自成大军锋芒，仓皇逃往重庆避难。逃到重庆的朱常浩虽避过了李自成的刀锋，但没逃脱张献忠的利剑。崇祯十七年（1644）六月，张献忠攻陷重庆，杀了瑞王。《明史·瑞王传》记载比较简略：“十七年，张献忠陷重庆，被执，遇害。时天无云而雷者三，从死者甚众。”拜鹃山人的《见闻实录》对瑞王之死又有较详细的描述记载：顺治元年（1644）六月戊寅，张献忠攻陷重庆活捉朱常浩，准备对其实施剐刑。突然天空雷声大作。张献忠大叫道：“老天打雷示警，难道是令我不杀瑞王？我一定要剐了瑞王，看老天奈我何。”于是雷声停止，张献忠命人剐了朱常浩，并斩杀了他满门。

　　与瑞王同时遇难的还有他的王妃刘氏。刘氏是位有主张、有见地、有能力、有胆识的女性，但最终为瑞王殉情，是位悲剧女性。刘氏是万历皇帝亲自为朱常浩挑选的妃子，出身良家，燕京人士，随瑞王之藩来到汉中。瑞王是个慵懒怠政之人，朝夕礼佛，不亲藩政。《汉南续修郡志》卷十五说：“妃刚断明决，亲阅书奏，大小政务，总览处分，咸中规则。”瑞王被杀后刘氏投江自尽。

　　明亡之后，壮丽恢宏的瑞王府很快成为一片瓦砾场。

　　关于瑞王府的修建，历史上有不同的记载。《明史·诸王传五》：“二十九年，东宫立，与福、惠、桂三王同日封。”《明史·地理志三》记载：“万历二十九年（1601）十月建瑞王府。”《明史》将朱常浩等人封藩王的年代与王府的修建等同起来。后很多史书和文章都采用万历二十九年（1601）始建瑞王府之说，如汉中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主编的《汉中地区志》卷三十六（2005年8月版）说：万历二十九年“十月，万历皇帝封其第五子朱常浩为瑞王，建藩南郑（《明史·地理志》）。即年拨款派人，动工建府，侵夺民田，征工敛财，大兴土木”。这部《汉中地区志》将天启元年的初建称为“扩充”，这种说法值得商榷。汉中一位对明瑞王府修建时间及规模颇有研究的学者所持观点也有道理，认为瑞王府始建于天启元年（1621），笔者也持这一观点。朱常浩封瑞王后，并未及时之藩。万历最初只为自己宠爱的妃子郑妃所生的福王朱常洵选择洛阳为封地，为福王在洛阳修建了王府，“四十二年始令就藩”。万历皇帝并没有让几个未成年的王子离京之藩，甚至连藩地都没确定。万历皇帝死后，泰昌帝朱常洛才将修建瑞王府及惠王府、桂王府之事提上议事日程。据《国榷·卷84》记载：“泰昌八月甲子（8月19日）命建瑞王、惠王、桂王府第。……泰昌八月丁卯（8月22日）命瑞王国汉中，惠王国衡州，桂王国荆州。”朱常洛才确定了瑞王等人的封地。

　　清初顺治年间汉中知府冯达道主修的《顺治汉中府志》卷二曰：“郡城，于天启元年创设瑞府，因拓展城基，自旧城东北角楼抵城西，并城根、马道及城河、外坎，共展出一百一十丈。旧城周九里三分，今为十里三分。”冯达道明确说是天启年间修建瑞王府。因瑞王的修建向北拓展了汉中城墙。冯达道生活的时代距瑞王死只有十几年，他的记载应该是准确的。清康熙年间的汉中知府滕天绶主修的《汉南郡志》和清嘉庆年间汉中知府严如熤主修的《续修汉南郡志》也都说瑞王府于天启元年开始修建。《汉南续修郡志》卷八说：“天启元年因建藩，展北二十步。”瑞王府于天启七年九月完工。谈迁的《国榷》卷八十七说：“天启七年九月丙子（9月2日），瑞王府成，汉中工部郎中王惟先入朝，奏颂厂臣。”《续修汉南郡志》卷三十二：“瑞王府在郡城西北，府制阔大”。

　　鼎盛之时的瑞王府占地约汉中城四分之一，非常宏伟、豪华、壮观。然而如此王府，朱常浩并没能享受多久，便轰然倾颓，成了衰草瓦砾场。崇祯十七年（1644）五月，李自成兵败北京，退回西安，其部将田见秀攻陷汉中，汉中总兵赵光远投降李自成。顺治十一年五月初八，汉中又遭遇大地震，“摇曳如荡舟，屋瓦飞落，墙垣倾塌。”这些天灾人祸加速了瑞王府的败落。

　　据清初诗人王士祯的《蜀道驿程记》记载：“汉中府有故明瑞王宫。王，神宗子，天启中与福、惠二王同就国。李自成入秦，王走重庆。张献忠陷重庆，遇害。今瓦砾满目，惟存后殿一区，改兴元书院。又观所谓‘西园’者，有亭榭四、五，桂花渐落，紫荆数树方作花，凄艳动人。有羝羊伏草中，惊人而起。”瑞王逃走之后，王府很快成为瓦砾场，王府后花园花木凋零、杂草丛生，成了农家牧羊之地。王士祯路经汉中看到倾颓的瑞王宫、破败的王府花园，想到惨死的瑞王一家，诗人联想到战国时雍门子周为孟尝君弹琴的典故，作《故宫曲》二首悲悼亡国丧家瑞王朱常浩。《故宫曲》其一吟道：“湿萤几点粘修竹，昏黄月映苍烟绿。金床玉几不归来，空唱人间可哀曲。”其二曰：“往日朱门帝子家，柴车一去即天涯。平台宾客今何处？零落小山丛桂花。”当年繁花锦绣的王府花园，如今已成农家牧羊的乐园。诗人透过黄昏中的瑞王府中湿萤、修竹、昏月、绿草等凄凉的意象，哀叹曾经显赫大明皇胄瑞王的悲剧结局，此诗颇有《诗经》中的黍离之悲。

　　大明王朝、江山万里，世袭罔替，近三百载。自以为朱家天下、万年永固。皇室奢靡、搜尽天下财宝，享尽人间富贵。王公贵族，一家豪宅千间、百姓却无立锥之地。贪官污吏，刮尽百姓脂膏，家家香车宝马，户户金玉满堂，黎民百姓、流离失所，卖儿鬻女，饿殍遍野。李自成、张献忠等起义军登高一呼，百姓云集影从，明王朝大厦呼啦啦顷刻坍塌，崇祯皇帝自缢煤山。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凤子龙孙，性命难保，后悔生于帝王家。明王朝覆灭，“其亡也忽焉”。